一、癌症的渊源

　　中医的“癌”或“喦”与岩通，是指体内发现肿块，表面高低不平，质地坚硬，宛如岩石而言。远在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瘤”字的记载。《灵枢，刺节真邪篇》里，也有“筋溜”、“肠溜”、“昔瘤”等记载。认为“昔瘤”的病因病机主要是由于“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所致。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之四·治卒心腹癥坚方第二十六》中说：“治卒暴症，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治之百日死”。在这里将这种起病较急的腹内癥块，名为卒暴症。并通过检查观察认为这种卒暴之癥块，坚硬如石，且疼痛非常剧烈，患者不能忍受，昼夜啼哭，预后较差，一般在百日之内即死亡。书中还介绍了多种治疗方法。同时对这种卒暴癥块的发病过程，作了初步的描述，如说：“凡癥坚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癥有结积，便害饮食，转羸瘦’。而且对于腹部癌肿不易早期诊断，临床进展非常迅速，晚期恶病体质等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可以说明远在晋代，我国医学家对腹部癌肿已有较丰富的认识。葛洪在本书所说的癥坚，大致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癌肿。

　　宋《卫济宝书·卷上·痈疽五发一日癌》中第一次使用了“喦”字，说：“喦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脓、败毒托里、内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虽然用了喦疾的名称，但所描述的症状与恶性肿瘤并不完全符合，只是属于痈疽五发的一种。《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卷二十二发癌方诊》对癌的特征叙述较为深刻，说：“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臂，外症令人昏迷。”

　　《妇人良方，乳痈乳岩方论第十四》明确提到了乳岩的病名，《疮疡经验全书·卷二·乳岩》中对乳岩的描述说：“若未破可疗，已破即难治，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若不治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格致余论·乳硬论》指出：“忧怒郁闷，朝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疮陷，名曰乳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中医将发于外者，坚硬如岩石的肿物称之为岩，因此对乳岩的描述，几乎完全类似现在的乳腺癌，其他如《疡科心得集》所描述的阴茎发生结节，坚硬痒痛，名为肾岩，至形成溃疡呈菜花样，名肾岩翻花，则大致类似现在的阴茎癌。

　　由于体表的癌症外形不同，中医也有以其形状命名者，如《外科正宗》有茧唇的描述，指唇部初结如豆，渐大若蚕茧，突肿坚硬，妨碍饮食。《疮疡经验全书唇茧》并指

　　出：“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渐渐肿大，合而为一，约有寸厚，或翻花如杨梅，如疙瘩，如灵芝，如茵，形状不一。”类似现在的唇癌。《医宗金鉴》还有舌菌的描述，指出舌的表面肿瘤，初如豆粒，以后如菌，头大蒂小，渐则焮肿如泛莲，或如鸡冠，舌本短缩不能伸舒，妨碍饮食言语，流出臭涎，久则延及项颌，肿如结核，坚硬脊痛，皮色如常等，类似现在的舌癌及其转移的情况。《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卷四·上石疽》有石疽的记载，分上、中、下三种，其中上石疽是生于颈项两旁，形如桃李，皮色如常，坚硬如石，亦类似颈部淋巴转移癌。中医外科有五大绝症，即乳岩、肾岩、茧唇、舌菌与失荣。

　　至于内脏的一些癌症，则多属癥瘕、积聚、噎膈、反胃、崩漏带下等范围内。所谓癥，是描写腹内肿块固定不移者，瘕，是指腹内肿块攻冲疼痛而聚散无形者。积聚在古人亦看作是气之留注而生，如《难经·五十五难》中所说：“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根据五脏不同，积亦有所区别，如心之积为伏梁，，脾之积为痞气，肺之积为息贲，肝之积为肥气，肾之积为奔豚。其中伏梁指心下至脐有肿物，犹梁之横架于胸膈，甚则可以呕血；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可以出现黄疸，饮食不为肌肤；息贲于右胁下覆大如杯，皆不能除外肝癌及胃癌。

　　噎膈反胃在《素问·通评虚实论》中也有记载，如说：“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噎膈多属于食管癌，反胃则有一部分是属于胃癌的表现。

　　崩漏带下在《千金要方·赤白带下崩中漏下第三》中的描述是：“崩中漏下，赤白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而黑无颜色，皮骨相连，月经失度，往来无常，小腹弦急，或苦绞痛，上至心，两胁肿胀，食不生肌肤，令人偏枯，气息乏少，腰背痛连胁，不能久立，每嗜卧困懒。”《古今医统》说：“妇人崩漏，最为大病，中年以上及高年妇，多是忧虑过度，气血俱虚，此为难治。”根据不规则流血、有恶臭的分泌物、消瘦、腰背痛、多见于中年以上，很类似宫颈癌的临床表现。

　　另外，《外科大成·痔漏》有锁肛痔的描述，说：“肛门内外如竹节锁紧，形如海蜇，里急后重，便粪细而带扁，时流臭水。”可能亦相当于肛管癌、直肠癌的临床表现。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医家对“癌证”已有相当的认识，对肉眼可见，体表的癌证，有乳岩、肾岩、茧唇、舌菌、失荣、瘿瘤等的区分。对内脏所患的癌证，则散见于癥瘕、积聚、噎膈、反胃、崩漏、带下等病证之中，并对这些病证都作了较为细致的临床观察，积累了很多治疗方药。但古代医家所说“癌证”，概念和内涵和我们现在所称癌肿不完全一致。

　　二、癌症的病因病机

　　（一）正虚为本

　　正气虚亏 房劳太过，纵欲太甚，真精亏耗，致使阴津耗伤，精血枯涸，燥热结于里，脏腑滋润。年高体虚或久病失治，均可使气血亏乏，精血渐耗，现代医学亦认为老年以后脏器的生理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减退，或精神和疾病的干扰，居住或工作环境的污染，以及饮食不节，长期吸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等都可以加速癌瘤的发生和发展。

　　老年癌瘤当病情发展到中晚期以后，肿瘤复发、增大或远处转移、一般体质都较虚弱、据文献报道，约85%的癌症病人检测其细胞免疫功能低于正常值范围。机体的免疫状态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特别是细胞免疫水平的降低及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的抑制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扶正培本”药物能够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增强机体的免疫机能（包括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网状内皮系统的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抵抗肿瘤的能力。祖国医学对免疫学的认识很早就有描述。古典著作《内经》指出：“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里所说“真气”就是机体抵抗病邪的“正气”。如果正气旺盛，机体就能祛除外邪（外界致病因素），免于生病，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机体的正气虚衰，则邪气易侵入机体而引起疾病，即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可以认为，正气就是指人体的抗病能力，在某种含义上说有“免疫力”的意义，包含着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并且有“脾旺不易受邪”之说。已经证明，一些健脾益气的方药能够提高T淋巴细胞比值及淋巴母细胞转化率的作用。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肾亏损者，也是发生癌症的因素。如《诸病源侯论·虚劳病诸侯》说：“积聚者脏腑之病也，……虚劳之人，阴阳伤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风”是一种外界的致病因素，“大风苛毒”指的是外界强烈的致病因素，如果做到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则正气旺盛，肌肉丰满，腠理固密，虽然外界有强烈的致病因素，也可不会引起疾病。《素问·疟论篇》中指出：“……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说明机体皮肤腠理的抗病能力减弱，则外邪就会乘虚而入，引起疾病，明确论述了非特异性免疫防卫系统的皮肤粘膜屏障作用。祖国医学认为，腠理之所以能防御外邪入侵，有赖于卫气的旺盛。卫气是正气的一部分，卫气行于脉外，敷布全身，具有湿润肌肤、滋养腠理、启闭汗孔、保卫体表的作用。《灵柩·本藏篇》指出：“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这里所说的卫气显然也指的是人体的防卫功能，其中包括有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在内。

　　（二）外因为由

　　1、外感六淫

　　《灵枢·九针论》说：“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灵枢·百病始生篇》说：“积之始生，得寒乃生。”《诸病源候论》也说：“积聚者，乃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之气所为也。”所谓风、寒，都是指外来的邪气，亦即外来的致病因子。但是外邪往往在内伤的基础止导致发病，如《灵枢·五变篇》说：“人之善病肠中积聚睹。……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之，积聚乃伤；肠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畜积留止，大聚乃起。”《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也说：“不知饮食之滞，非寒未必成积，而风寒之邪非食未必成形。故必以食遇寒，以寒遇食，或表邪未清，过于饮食，邪食相搏，而积斯成矣。”说明了外来的风寒邪气，必与痰食之滞，相互影响而成。伤于食可以引起脾虚，脾虚又可使痰食停滞，故肠胃之间，寒温不调，外邪与之搏结形成积聚。

　　2、内伤情志

　　七情的变化在癌症的病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素问，通评虚实论》说：“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说明了噎膈的发病与暴忧有关。《外科正宗。乳痈乳岩论三十三》认为乳岩的病因，是“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有关五积之病，《儒门事亲》中也指出是七情抑郁不伸所致。《澹寮集验方》也说：“盖五积者，因怒忧思七情之气，以伤五脏，遇传克不行而成病也。”由于七情失调可以影响到五脏的功能使之亏损，易招致外邪浸入；也可使气机不畅，脉络受阻，气滞血瘀而形成癌症。

　　3、内伤饮食

　　饮食失调易损伤脾胃，影响水谷的消化吸收，使饮食不能化生精微，生长气血，化源告竭，则机体之正气亏损，易受外邪侵袭；且饮食如果不能化生精微，则变为痰浊，痰阻气滞，脉络阻塞，血行不畅，痰血搏结，亦可形成癌症。《重订严氏消生方·癥瘕积聚门·积聚沦治》也说：“夫积者，伤滞也，伤滞之久，停留不化，则成积矣。”可见由于平素饮食失调，损伤脾胃，进而产生痰浊、食滞、气阻、血瘀等病理性改变，创造了引发癌症的基础。另外在饮食上的一些长期的慢性刺激，亦可促使癌症发生。如《外科正宗·卷十·茧唇》载：“茧唇因过食煎炒炙煿，又兼思虑暴急，痰随火行，留注于唇。”《医学统旨》说：“酒面炙煿，粘滑难化之物，滞于中宫，损伤肠胃，渐成痞满吞酸，甚则为噎膈反胃。”《张氏医通》说：“好热之人，多患膈症。”都说明了促使发生癌症的饮食因素。

　　（三）现代医学病因

　　1、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因素如气温过热或过冷，干湿度的差异过大，特别是工业化造成的大气污染，各种工业有毒害气体以及对水质造成的污染等。同时近日也有报道噪音的污染也是不可呼视的因素之一。

　　2、饮食因素，饮食因素包括不能节制饮食、饥饱不均，或辛辣食品、吸烟等，同时油煎过程中产生的多环碳氢化合物，熏制肉类产品产生的3.4苯丙芘，发霉食品的真菌，过期蔬菜类产生的黄曲霉素、亚硝酸盐及其他化学物质如甲基胆蒽等均与致癌有关。

　　3、精神情志因素，情志不仅中医视为重要因素，现代医学也越来越重视，精神情志的变化对人体发病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压力已成为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象内分泌系统的甲状腺癌，情志刺激则视为主要病因。

　　4、慢性炎症，各种慢性炎症往往是某些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诸如慢性病毒性肝炎，慢性痿缩性胃炎及其他消化道炎症，慢性呼吸道炎症及泌尿系炎症，疱疹病毒感染等。

　　5、遗传基础，如某些家族的消化道癌症发病率较高，一些资料表明，A型血较O型血，胃癌的发病率较高，另外象食道癌、肝癌、子宫颈癌等都有一定的遗传趋向。

　　6、免疫因素，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各种癌症的发病率较高可能免疫功能障碍，对癌症的免疫监督作用降低，在癌病发生中有一定意义。

　　7、物理因素，损伤是物理因素中最常见的病因，如颅内及骨肿瘤病人，部分均有创伤性病史，曾调查一组颅内肿瘤病人，33%有外伤病史。所以外部创伤可能是某些癌症的致病因素。另外，放射线、核辐射可以诱发皮肤癌，舌、食道的纤维肉瘤是已知的事实。

　　8、病源性因素，包括外伤手术的创伤，放疗化疗对正气的伤害，以及在中西药治疗过程中，热别是生物化学药品给人体造成毒副作用等。

　　在病机上，除了考虑癌症发生的部位，做出中医脏腑的定位诊断外，还要注意以下各种病理性因素 。

　　（一）痰结 脾为生痰之源，水湿不化，津液不布，郁久化热，热灼津液，煎熬为痰，痰则无处不到，在肺则咳喘痰多，在胃则呕恶痰涎，流窜至皮下则结成无名肿物。

　　（二）湿聚 脾虚则水湿不能运化，水聚于内，蓄而成毒，湿毒泛滥，浸淫生疮，流脓流水，经久不愈。

　　（三）气阻 气是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表现，气在正常情况下，流畅无阻，升降出入，循行身体各部，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引起气的功能失调，则可出现气郁、气滞为病。

　　（四）血瘀 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血的瘀滞，多由气行不畅引起，故血瘀多伴有气滞，瘀滞日久则成肿块，故《医林改错》说：“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日久有形之血，不得畅行，凝结于内，瘀而不化，则为结块。

　　（五）郁热 癌症的病因多为忧思郁怒，五志过极则化火，阳胜则热，热甚则腐，故出现热证及分泌恶臭秽浊之脓液，郁热又与气血痰湿搏结，因而造成癌症复杂的病机，正虚邪实，不易治愈。

　　总之，癌症的病因可分外因及内因，外因与感受外邪有关，内因与七情内伤、饮食失调有关。在发病上，多见于年老、脾肾衰败之人。在病机上，由于机体的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外来的致病因素必与机体内部所产生的病理因素如痰、湿、气、瘀等相搏结，因而导致癌症的发生。

　　二、治法三要素

　　（一）扶正气

　　肿瘤是一类慢性消耗性疾病。它的存在是以耗伤机体的气血和精微物质为基础的。所以在肿瘤疾病的过程中，特别是晚期病人往往表现出正气虚弱的证候。但是，正气虚弱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气虚、血虚、气血两虚之别，同时气血阴阳不足的具体表现又有脏腑各异。因此，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在祖国医学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灵活运用“扶正培本”药物，“谨察阴阳，以平为期”。

　　目前，在肿瘤的化疗、放疗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敌我不分。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却抑制了骨髓造血功能，引起消化道及全身反应，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功能，这相当于中医所述的“伤正”。而“扶正培本”药物具有补益正气即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的作用。因此，“扶正培本”药物与化疗、放疗结合应用于临床，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既能大量地捎灭敌人（放、化疗可以大量地杀灭肿瘤细胞），又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扶正药物保护和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从而比较显著的提高临床疗效。根据癌症病人不同表现，扶正培本法又可分为：

　　健脾益气：用于脾虚气弱的病人，主要表现为全身疲乏、语言低微、气短自汗、纳差便溏、舌淡或胖、有齿痕，脉象沉缓或濡，常用药物如人参、党参、黄芪、太子参、苍术、白术、苡米、山药、扁豆、黄精、大枣、甘草等。

　　滋阴养血：用于血虚的病人，主要表现为面色无华、头晕心悸、月经量少、舌淡苔薄、脉象沉细。常用药物如熟地、首乌、当归、白芍、枸杞、阿胶、龙眼肉、大枣等，一般滋阴养血药多配合健脾益气药同用。

　　养阴生津：用于阴虚的病人，凡咽干唇燥、口干喜饮、大便干结、五心烦热，舌红无苔或剥脱，脉象沉细而数者，可用养阴生津药物，如养肺阴用沙参、天冬、麦冬、百合；养胃阴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养肝阴用熟地、首乌、白芍、枸杞、女贞子、龟版、鳖甲；养肾阴用熟地、枸杞、桑椹子、女贞子、龟版、鳖甲；养心阴用龙眼肉、柏子仁、酸枣仁等。

　　温补脾肾：用于阳虚的病人，主要表现如畏寒肢冷、四肢浮肿、下利清谷、五更泄泻、舌大胖嫩、脉象沉迟。常用温脾阳的药物如干姜、肉豆蔻、草果、砂仁、蔻仁；温肾阳的药物如鹿茸、巴戟天、仙灵脾、仙茅、补骨脂、附子、肉桂、菟丝子、肉苁蓉等。

　　（二）顺脏气

　　笔者认为，癌症的发生是由各种因素导致正虚邪实，气血痰湿瘀滞而成积癥，其中内外因素是癌症发生的诱因。气血痰湿瘀滞或积癥是病变的结果，而其中的中间环节，即脏腑的气机功能发生了障碍人体的内环境发生了改变，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如何顺应五脏之气，恢复其生理功能，应该作为治疗癌症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医理论中的脏腑不仅各有其职而且还具有“三性”：一是自然属性：基于“天人相应”理论，中医学认为人体脏腑与自然界有着内在的关联，如肝属木，应春、应风；脾属土，应长夏、应湿等。二是社会属性：如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官等。三是生理特性：如肺为娇脏、脾喜燥恶湿等。

　　在《素间·脏气法时论》中不仅描述了五脏之病与季节、昼夜的关系，而且指出了其治疗中的苦欲喜恶，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这里的补泻之义，即是就五脏本身的喜恶而言，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

　　由此不难理解，只有在治疗过程中，充分适应脏腑的个性特点，做到投其所好，顺性而治，才能收到药中肯綮之效。

　　1、顺心之性

　　心为君主之官，属火，应夏、应热。其功能有二：一为主血脉，即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心气是其源动力；二为主藏神，主司人的精神、意识及思维活动。

　　血脉宜畅，惟此才能保证血行的顺利及心血的供应；神宜静谧，惟此才能调控血行，神态安和。二者构成和谐的状态。

　　但心为火脏，“心恶热”（《素间·宣明五气论》），不耐热扰，一旦有热，无论来自内外，如暑热、风热、痰热、湿热、肝火、胃火、肺热、积热、虚火等，均易扰动心神，可见心烦、狂躁、心悸、失眠、多梦、口舌生疮等症。因此，治心一则多清，常用泻心汤、黄连温胆汤、导赤散、朱砂安神丸等；二则要处理好血与神的动静关系。

　　2、顺肺之性

　　肺为相傅之官，属金，应秋、应燥。其功能有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主通调水道等。因肺“两叶白莹，虚如蜂窠”（《医宗必读》），外合皮毛，开窍于鼻，易招致邪侵又不耐邪侵，风寒、风热、风燥均易伤之，有“娇脏”之称。故护肺重在加强调摄以顺应四时。

　　此外，肺居高位，形如“华盖”，宣发向外，肃降向下，共同完成津液、水谷精微的布散及浊气的排出。而肺主肃降，一方面有赖于肺的宣发通达，一方面还需要清凉、湿润的环境。因此，治肺当注意宣与降、散与收的结合，如麻黄与杏仁、麻黄与石膏、桔梗与杏仁、麻黄与白果、桔梗与枳壳等药对均是这种用药的经验总结。

　　3、顺脾（胃）之性

　　脾胃为仓廪之官，属土，应长夏、应湿。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及其精微的输布，有“后天之本”之称。

　　在生理特性上，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叶天士）。脾气不升者，可见食欲不振、食后胀满，大便溏泄，或头晕眼花，或脘腹坠胀，或脏器脱垂等；胃气不降者，可见遍腹胀满，纳差、呕吐或呃逆等。因此，治疗脾胃病尤应处理好升降关系。

　　据叶天士“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始安”之言，欲升脾须先燥脾，因“脾燥则升”。（《医学求是》）燥脾时因于脾虚当健脾，因于湿困当除湿，可选用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参苓白术散、平胃散等，若重升提则用柴胡、升麻等。欲降胃多先润胃，可选用益胃汤、养胃汤、沙参麦冬汤等，若重降逆则用旋复花、代赭石等。此外，叶天士说“胃喜为补”，指出食疗与食养均应顾及、顺应胃的感受。

　　4、顺肝之性

　　肝为将军之官，属木，应春、应风。其功能主要有二；一为主疏泄，即可疏通与升发，又能调畅气机、促进脾运胃纳等；二为主藏血，可贮藏血液与调节血量。肝为风木之脏，性喜条达而恶抑郁，主升、主动。一旦遭遇忤逆，如抑郁或恼怒，则极易使“刚脏”的本性显露，桀骜不驯，气机逆乱，扰及四邻，或横逆犯胃乘脾，而致胃痛、痞满、呕吐、呃逆或泄泻等，或上逆而呈肝阳上亢，致头痛、眩晕，甚或中风等。此如《四圣心源》言：“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

　　但肝的功能又充分体现了其“体阴而用阳”的特点，疏泄与藏血相辅相成，藏血充盈则肝体得养，而能发挥调畅气机、通达气血之用；疏泄正常，则血行畅达，有利于藏血而充筋养目。

　　因此，肝用太过往往因于肝体不足。在此背景下，治疗肝之病变，于疏理肝气时一定要注重养柔肝体，药用当归、白芍等，方选四逆散、逍遥散、柴胡疏肝散、镇肝熄风汤等。

　　5、顺肾之性

　　肾为作强之官，属水，应冬、应寒。其功能为藏精、主水、主纳气。因所藏“先天之精”是构成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故又有“先天之本”之称。肾中精气，可分阴阳。肾阳者，又称为元阳、真阳，对机体各脏腑组织起着推动、温煦作用；肾阴者，又称为元阴、真阴，对机体各脏腑组织起着滋养、濡润作用，因而肾又称“水火之宅”，且“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张景岳）。因此，治肾之病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间·六节脏象论》），肾中精气宜涵蓄敛藏，不宜轻举妄动，但病之久甚，则其又往往难以幸免，即“五脏之伤，穷必及肾”（张景岳）。如水不涵木，肝肾阴虚，可致寄居之相火冲，冲逆上炎，症见头目不清，视物不明，耳鸣耳聋，五心烦热，性欲亢进，梦遗早泄等，治宜滋阴降火，方选知柏地黄汤。

　　二是肾“合水火二气”（《理虚元鉴》），根据阴阳互根、互生互化之原理，补益肾中阴阳则颇有讲究，即如张景岳所言：“善于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泉源不竭；善于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阳生阴长而生化无穷。”

　　三是肾为水脏，职司开阖，主导着全身水液的代谢，开阖失司的水肿、遗尿均可通过补肾来解决。也正因于此，致使无论肾阳虚与肾阴虚，均可出现水湿停潴的内环境，对此不加处理，则肾虚难复。故此《金匮》肾气丸与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中均用茯苓、泽泻予以渗利。

　　（三）化瘀癥

　　活血化瘀用于气滞血瘀所形成之肿物，或临床表现具有血瘀者，如肿块结聚而痛，痛处固定不移，肌肤甲错，舌质青紫或暗，或有瘀斑瘀点，脉象沉细而涩或弦细等。气与血的关系密切，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因此多与行气药合并使用。瘀血多在正虚的基础上产生，故活血化瘀的应用，又常与补气或养血之剂，同时应用。

　　活血化瘀药举例：当归、赤芍、川芎、丹参、桃仁、红花、生蒲黄、五灵脂、三棱、莪术、水蛭、赢虫、血竭、山甲、蝱虫等。

　　兼气滞：宜加入行气药，如郁金、香附、延胡、降香、乳香、没药等。

　　兼气虚：宜加入益气药，如党参、黄芪、太子参等。

　　兼血虚：宜加入养血药：如当归、川芎、赤芍、熟地、首乌、阿胶等。

　　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证明活血化瘀的药物具有增强纤维蛋白溶解性的作用；具有降低纤维蛋白稳定性的作用；具有抗凝及促纤溶作用；能够提高血小板中cAMP，从而减少血小板聚合作用；同时能够改善微循环，扩张微血管。由此推论，“活血化瘀”类药物能够防止或破坏肿瘤周围及其瘤灶内纤维蛋白凝集，能够改善肿瘤组织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使抗癌药物和免疫活性细胞易于深入瘤内，从而杀灭肿瘤细胞。不少资料认为，活血化瘀类药物能够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可能是其治疗肿瘤的原理之一。有资料报道，以活血化瘀类药为主要成分的方剂，能够显著增加实验动物（家兔）巨噬细胞的百分比。

　　同时活血化瘀可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的代谢。根据各地报道，实验证实具有抗肿瘤作用的活血化瘀药有赤芍、川芎、红花、郁金、元胡、乳香、没药、当归、丹参、水蛭、全虫、三棱、莪术、水红花子、石见穿等。有的认为，丹参的抗癌作用可能与抑制癌细胞的呼吸和糖酵解有关。又有报道，莪术对癌细胞核酸有一定影响，是否能使核酸逆转化为正常，尚待继续研究。在临床上以破症、活血的大黄为主的方剂治疗恶性肿瘤据报道有缓解作用，其作用机理主要是大黄酸和大黄素抑制癌细胞的氧化和脱氢，大黄酸对癌细胞的酵解也有明显抑制作用。山查具有良好的活血作用，牡荆素是山查的主要成分之一，是一种抗癌作用较强的黄酮类化合物。

　　活血化瘀类药物的现代研究，认为能减弱血小板的凝聚性，使癌细胞不易在血液中停留、聚集、种植，从而减少转移，能改善微循环，增加血管通透性，以改善实体瘤局部的缺氧状态，提高放疗敏感性，并有利于药物、免疫淋巴细胞及其细胞毒素到达肿瘤部位，发挥抗癌作用；能提高抗体、补体水平，增强机体免疫力；能抑制体内纤维母细胞的胶原合成作用，减少粗糙型纤维母细胞生存，预防或减少放射治疗后引起的组织纤维化。动物实验表明，活血化瘀药对大鼠的放射性肺纤维化有一定作用。